这样的问题不是吹毛求疵，更不是否认他们的努力和壮举为人类做出了贡献，但对其必要性却存疑。正如御田在他的诗中所说，这些英雄故事的共同要素之一往往是探险家作为主人“攀登新山，命名新海洋”。在充分尊重科学知识积累的情况下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如果是这样，这里就有严重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当费尔南德斯-阿梅斯托说 19 世纪后期几乎没有纯粹未知的大陆和国家时，他指的只是欧洲人已知或未知的。但从另一个角度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，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，即使他们从未做出过一次穿越大陆的壮举（这么说吧），他们至少可以在很多情况下，有自己的名字。当欧洲探险家出现并命名世界时，当地人的探索和发现并没有完全被忽视，至少他们不会有时间考虑。

近代以来，以欧洲为主体的探险活动，根据其特定的知识获取标准，确实对积累有关自然和社会的知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，但一旦媒体和公众从塑造的角度来看，其中纠缠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偏见也逐渐清晰起来。

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一下看看欧洲“远征”西藏。费尔南德斯-阿姆斯托在介绍西藏时说，与阿拉伯地区不同，西藏“长期处于孤立状态”。孤立自然是一个相对的名词，而对于中原地区来说，虽然由于地理因素交通不便，但至少欧洲人到达时，中原与西藏的交通还是比较顺畅的。中原，至少是清朝，对西藏的了解比较充分。只是欧洲的“探险家”基本上不考虑从中原借鉴，借用中原已有的关于西藏的知识，而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进入西藏，“以人文研究和知识为目的。 ”早期，清政府对外国传教士没有严格控制。 19世纪末，清政府收紧外国人进入藏区（法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使团不得进入）后，欧洲的“探险家”做法是先伪装，再直接诉诸暴力.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，这样的过程应该是值得考虑的。

回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探险史，并非易事。一方面，正如今天一些欧美历史学家总结的那样，这是一个对全球自然和社会知识积累做出巨大贡献的时代。受益于全球知识的所有后代都需要以客观的方式行事。做出正确的评估。另一方面，面对当时探险家故事的情况，难免会产生一些困惑。因为很明显，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像一个漂亮的总结一样整洁。正是在这种试图寻找和了解时代探索历史的混乱中，我们发现文化英雄的塑造至少与客观知识的产生一样重要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正如欧洲远征实际上催生了现代远征文学的主题一样，当时欧洲文化英雄的记忆仍然被远征文学的繁荣所塑造。仍然以劳伦斯为例，他的传记自他有生以来层出不穷，他的新传记作品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出现。

在我们看来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英雄虽然值得被铭记和研究，但他们可能已经回到了他们的“一先令传”继承人地位。 NS。